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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1945年的夏天為止，如果我也在沖繩的強制死亡的現場，毫無疑問地，我會是奮勇回應「天皇陛下萬歲」的召喚，把手榴彈朝自己引爆的少年。可是後來日本戰敗，在被占領的狀況下過了兩年之後，我卻成了一個熱愛民主主義《憲法》的年輕人……

【大江健三郎　唐顥芸／譯】
     
 
今天，能夠來參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研究所共同舉辦的學術研討會，對生存於當代世界的一名知識分子而言，既令人興奮又感激。我收到來自籌畫這個活動的一位學者來信，信上說，中國與台灣，也就是海峽兩岸的文學研究者們，將齊聚一堂討論。對「兩岸的文學家和文學研究者們」這樣的說法，我深受感動。      
 
而且，被選為這個研討會主題的，是一個日本作家。以「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」這個主題，讓我再重述一次，由中國與台灣、海峽兩岸的專家們來討論一個日本人的文學。我已經七十四歲，走過了五十年的文學生涯。我認為這是我漫長的作家生涯中，最光輝榮耀的經驗，心中充滿了驚喜。      
 
沖繩訴訟案      
 
過去五年來，我是一個案子的被告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盡之際，位於海峽兩岸的東方，在日本的兩個小島上，島民被強制集體死亡。三十九年前我曾在文章中批判：強制他們集體死亡的，正是日本軍隊。針對這點，悲劇發生時島上負責的日軍守備隊長，及另一位已故隊長的遺族，提出了訴訟。這兩個小島，一是渡嘉敷（Tokashiki）島，有329位島民，另一是座間味（Zamami）島，共177位島民，均被強制集體死亡。      
 
這次由日軍強制所造成的集體死亡悲劇，在日本策畫復興超國家主義人士的口中，卻美化為殉國之舉。而這個訴訟案，正是他們發起的一連串各式各樣行動的一部分。此風波的白熱化，牽扯到日本的文部省：企圖將島上發生的歷史事實，從高中生的教科書中刪除。我正盡全力奮戰。      
 
我今天沒有足夠的時間，跟各位報告這個案子的詳情。所以，我只提出一點；這一點引起我自身在文學上的根本反省。主要是一句話，這句話，對現在聚集在這裡的兩岸文學家、文學研究者當中，我同輩的人士而言，會直接喚起沉重的記憶；即使是對比較年輕的人來說，透過現代史的閱讀，也應該會帶來沉痛的含義。      
 
這句話就是「天皇陛下萬歲」！這句話，在我每次閱讀原告和被告為訴訟準備的書面資料時，都一再撼動著我。舉個具體的例子，在方才提到的渡嘉敷島強制集體死亡的現場，這句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。我盡可能簡單陳述一下當時的狀況。      
 
1945年3月27日，美軍登陸渡嘉敷島。當晚，日軍對島上居民發布軍令，要他們到北山（Nishiyama）集合，這是日軍轉移陣地後的軍營所在地，居民於是紛紛往山谷移動。就在緊鄰的日軍軍營受到美軍密集砲轟時，來自軍營的人，向村長下達了指令。村長旋即高呼「天皇陛下萬歲」三次，聚集的村民也隨聲附和。手榴彈引爆後，還沒死的人，掐家人的脖子、毆打他們的頭，殺死他們。總共329人死亡。這次集體死亡的強制行動，由「天皇陛下萬歲」的呼聲而起，此情此景，在我腦海裡種下了恐怖無比的意象。      
 
那是因為，這句話對當時日本山村裡年僅十歲的我而言，也是支配了我的國家觀、社會觀和人類觀的話語。如果在我的村子裡也進行了強制集體死亡，對少年的我來說，那也應該是會讓我自願赴死的話語。這個具有象徵性的話語，對受到侵略以及被殖民的亞洲人來說，則是帶來死亡的侵略軍的呼喊。這個象徵性的話語，我於人生最初十年裡也曾琅琅上口，至今是否仍在我的內心深處具有控制力？五十年來我以語言作為事業的重心，如今在恐怕會是我最後的小說中，嘗試對此作一個檢驗。      
 
兩種「時代精神」      
 
在日本現代化之始，夏目漱石是近現代文學文化（把視野也延伸到目前為止）的先驅作家之一。他的小說《心》（Kokoro），描寫明治時代因天皇之死而告終之際，軍人乃木希典和妻子一同殉死。      
 
《心》的主角是個知識分子，橫刀奪愛而背叛了朋友，使得朋友自殺，因此「決定過著行屍走肉的生活」。他切斷和社會的聯繫，與妻子二人過著孤獨的日子。天皇一死，他卻說道：「因天皇而始的明治精神，彷彿也因天皇而終了。」「我強烈地感覺到，深受明治影響的我，此後再繼續活下去，畢竟也是跟不上時代的。我很直接地這樣告訴妻子。她本來笑著不當一回事，卻又不知想到了什麼，突然跟我開玩笑說，那就殉死好了。」      
 
過了數日，乃木大將為天皇殉死。主角說，他幾乎忘了在明治以前的封建體制下，君主駕崩之際常有的殉死之事。可是，他卻突然說要為「明治精神」殉死，然後也真的死了。      
 
青年時期我讀了《心》這部小說。這位活在當時，卻活得和當時的社會毫無關連的知識分子，竟會為了「明治精神」或是「時代精神」而殉死，讓我覺得太不自然了。我因此抗拒了漱石。      
 
這樣的我，在沖繩訴訟案中成了被告。興起訴訟的人，想讓導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（貫穿近代直到戰敗為止的）超國家主義復活，並且試圖干涉現在的中等教育。持續閱讀他們支援的原告所準備的書面資料時，我開始思考，對我而言的「時代精神」（相對於漱石的明治而言，可說是「昭和精神」），究竟是什麼？      
 
到1945年的夏天為止，如果我也在沖繩的強制死亡的現場，毫無疑問地，我會是奮勇回應「天皇陛下萬歲」的召喚，把手榴彈朝自己引爆的少年。可是後來日本戰敗，在被占領的狀況下過了兩年之後，我卻成了一個熱愛民主主義《憲法》的年輕人，是相對於超國家主義絕對天皇制的另一個極端。而如今，《憲法》「九條會」為了維護《憲法》的反戰、非武裝思想，集合了全國近八千個市民團體，我是會員之一。      
 
於是，回顧我生存的時代，不得不說我是經歷了兩種「時代精神」的人。那麼，在我的文學裡，又如何表現這兩種「時代精神」？作為散文、評論家時（出發點是《廣島札記》，試圖掌握全球核武狀況，包括日本人的原爆經驗；以及《沖繩札記》，以沖繩島民在沖繩戰中的受害為主，檢討日本的現代化），我一貫的立場是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。可是，我的小說又如何？      
 
當然，我的小說多數描寫共享著戰後民主主義「時代精神」的日本青年。而且，為了貼近現實做寫實、批判性的描寫，我大多聚焦在負面現象上，這是事實。與此同時，我也批判性地描寫了，對另一種「時代精神」（到1945年為止的「昭和精神」）並未失去狂熱的青年。最典型的是〈十七歲〉（第二部為〈政治少年之死〉，因右派勢力的干涉，杜絕了出版社刊登的念頭，至今未曾流通）。右派勢力之所以攻擊我，是因為他們認為，這兩篇小說以暗殺日本社會黨領袖的少年為雛形，而且將其戲謔化。當然，作者的意圖也確是如此。      
 
作為一名小說書寫者，我回顧至今的作品時，當然可以從中看出，生活在日本戰敗前的「時代精神」中的自己。而且，為這種「時代精神」或「昭和精神」而死的青少年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在我的小說裡，例如《陛下親手為我抹去淚水之日》。不過，我從未遭遇到直接針對這篇作品的否定批判，雖然也沒有來自右派的正面評價。      
 
我奮戰了五年的沖繩訴訟案中，除了我方律師團高知識水準的辯論以外，意外地讓我感到很有意思的，是我在法庭作證後，接受原告律師的反方訊問之時，針對他們的訊問中有政治意圖的部分，我相信自己全部成功地推翻了。可是同時我卻想到，如果今天在這個法庭上作證的，是我小說中熱烈唱和「天皇陛下萬歲」的各個角色，那麼，反方詢問會如何進行？如果作者被要求對此提出證言，會從我小說中隱藏的一面，透露出什麼來？      
 
《優美的安娜貝爾‧李　寒徹戰慄早逝去》：昭和精神      
 
這五年來我同時繼續創作小說，當時的這類思考，影響到我後來的作品。我指的是兩部長篇小說，第一部是至今我所出版的作品中，最新的小說。這部《優美的安娜貝爾‧李　寒徹戰慄早逝去》（編按，近日由聯經出版），在世界上的首譯是中文版，對此我深感榮耀，也很感謝。      
 
小說描寫日本戰敗後的占領期間，一名日本少女被美軍士兵凌辱，但後來又由轉為平民的他引導，走上她人生的道路，是具有雙重意義的故事。小說的後半部中，這名少女走上了美國人為她開拓的方向，成為國際女演員。她計畫製作一部自己所構思的電影，作為演員生涯的總結。      
 
這名女演員，從日本四國鄉下森林裡，村莊民眾的口耳相傳中，發掘出現代化之前，當地所發生的農民暴動故事。當時由於一位女性的領導，暴動成功了（即使只不過是一時，也讓封建制度下政治體制的尖端屈服了）。這名女演員扮演這位女性領導者，唱著煽動女性農民起義的歌曲。她從上次被鎮壓的暴動中倖存下來，歷經了千辛萬苦，呼籲女性農民，在暴動時採用新的抗爭方法。      
 
少年時期，在村裡農民的夏日祭典（盆踊，即盂蘭盆會前後，男女老少聚集舞蹈的祭典）中，我聽到了長久以來傳唱的歌曲，恆久不變，讚揚此次暴動的成功。此外，我的祖母和母親，以這個暴動故事作為土地的傳承，說給我聽。從她們那裡，我也聽到了這首歌。過了六十五年後（二戰期間，農村的夏日祭典被國家權力所中止。 1945年戰敗後的五年間，是重新復活的盆踊最興盛的時期。我是在此時期記下歌詞的），我靠著自己的記憶復原了這首歌，然後在我的小說中，作為鼓舞、召喚女性參加農民暴動的歌曲。      
 
我希望學習這種教科書的中學生們通過課堂討論，能夠去思考：在日本、以及在面對亞洲、面對世界的時候，將來如何成為不靠說謊去生活的日本人。而我也相信這樣的希望是能夠實現的。這就是我現在的日本觀和日本人觀。在五年審判期間，法庭內有勇敢而誠實的證言，法庭外則對這些勇敢而誠實的證言產生了強烈的共鳴，這就是我被賦予信心的根據。      
 
哈　好呀來呀
嘿唷　大家來呀
去起義呀
我們女人去起義呀
別被騙啦、別被騙啦！
哈　好呀來呀
嘿唷　大家來呀      
 
我發表了這部小說之後，從我的小說的舞台，也就是我出生成長的四國村莊，寄來了許多抗議信。信上說，我們生活的這個地方，在作為現代化分歧點的明治維新前後，的確曾經有過兩次農民暴動，那位領導者所唱的盆踊的歌曲，也的確存在。可是，跟你小說中所寫的完全不同，你所復原的盆踊的歌，現在並未流傳。      
 
的確如此。那時我們的村子剛從戰爭中解放出來，孩提時的自己從村子裡的祭典中所接收到的「時代精神」，這六十五年來，我寫成了各式各樣的故事。甚至可以說，像這樣被小說化了的事物的整體，構成了我的記憶。也就是說，我在《優美的安娜貝爾．李　寒徹戰慄早逝去》這部小說中，表現的是我所體驗到的，緊接於戰後的「時代精神」。而那個「時代精神」，是抵抗強權的民眾精神。 （上）      
 
     
【2009-10-05/聯合報/D3版/聯合副刊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