宅茲中國:重建有關「中國」的歷史論述

 

作者:葛兆光

定價:390

ISBN9789570837780

上市日期:100329

 

 

這本書,不是討論中國如何崛起,而是回到問題原點:何謂中國?

 

中國當代著名思想家葛兆光,

一位身在「中國」的學人,

應當如何既恪守中國立場,又超越中國局限

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,

重建有關「中國」的歷史論述?

 

本書通過兩個歷史角度,

一個是文獻資料中所見的關於「中國」的思想史,

一個是關於「中國」本身的學術史,

重新建構學術意義上的「中國」論述。

 

「宅茲中國」用的是1963年在陜西寶雞發現的周銅器何尊銘文中的一句話。

「宅茲中國」可能指的是常被稱為「天之中」的洛陽。作者借它來象徵,不僅因為「中國」一詞最早在這裡出現,而且也因為「宅」字既像「定居」,又似「墨守」。

這新舊兩重意思,讓我們反省:什麼是中國?

 

 

本書討論「世界」、「東亞」與「中國」、「學術」與「政治」、「認同」與「拒斥」、「國別史」與「區域史」,雖然聚焦的是「中國」,討論日本關於神道教的爭論、日本關於滿蒙回藏鮮的學術史、討論朝鮮的史料中的一些問題,其實也還是聚焦在中國的。討論什麼是「中國」,不得不涉及「周邊」,通過「周邊」──「他者」──的眼睛、資料、視角來看中國,比如十七世紀以後,東亞諸國的彼此認同和互相排斥,就涉及到民族、國家和歷史;而民族、國家和歷史的自我認識和他者認識,又會涉及到一國和周邊諸國的關係;而周邊的話題,又牽出來如何理解中國和亞洲的關係;既然討論中國和亞洲,又會討論到疆域、族群和歷史等問題。

 

葛兆光通過本書,提出了重建有關「中國」的歷史論述,應從有關「中國」、「亞洲」或者「世界」的認識的歷史資料,包括中國和朝鮮、日本的歷史資料中出發,把問題放在思想史脈絡或學術史語境中去討論,而不應該是從來自西方的「理論預設」下去倒著看歷史,或者從現實利害的角度做「提供證據」似的歷史論證。他提出了從周邊看中國,既包含了「中國觀」即中國自我認識的改變,也涉及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的改變,同時強調在歷史中研究「民族國家」,而不是把歷史從「民族國家」中拯救出來。

本書體系完整,一氣呵成,論證之細緻,說理之透徹,令讀者由衷敬佩。

 

 

作者簡介

 

葛兆光

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畢業,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,現爲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,歷史系教授。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宗教史、思想史和文化史。著有《禪宗與中國文化》、《道教與中國文化》、《中國禪思想史》、《中國思想史》(兩卷本)、《屈服史及其他: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》、《西潮又東風:晚清民初思想、宗教與學術十論》等。

 

 

 

這本書討論的是「世界」、「東亞」與「中國」、「學術」與「政治」、「認同」與「拒斥」、「國別史」與「區域史」這樣一些大問題。最初,我並沒有想過要寫這麼小的一本書,來討論這麼大的一些問題。自從進入學術世界以來,我大都是在古文獻、宗教史、思想史或文學史等古代中國的具體研究領域中打轉,儘管也不時關注西洋東洋的新說,偶爾涉足近世日本和朝鮮的歷史和文化,有時也忍不住發一些高屋建瓴的議論,但落筆成文的時候,總是覺得想要「言之成理」還是先要「持之有故」,沒有文獻支持好像理不直氣不壯,憑理論說大問題彷彿空口說白話,總是心裡沒底。

 

可是,在這些年的研究中,越來越覺得繞不過這些大問題。

 

2000年秋天,當我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的公寓中寫完《中國思想史》第二卷最後一章之後,原本下定決心停筆好好喘一口氣。正如我在《後記》中說的,這八年間為了寫這部書,「幾乎是已經精疲力盡」,所以,總想找機會調整一下生活習慣和工作節奏。但沒有想到的是,從思想史研究中引出的新問題,又帶來一種急迫和焦慮。《中國思想史》的最後一節〈1895年的中國〉彷彿像「讖言」,迫使我不得不進入1895年以後。1895年以後,大清帝國開始從「天下」走出來,進入「萬國」,原來動輒便可以「定之方中」(《詩經》)、自信「允執厥中」(《古文尚書》語)的天朝,漸漸被整編進了「無處非中」(艾儒略語)、「亦中亦西」(朝鮮燕行使語)的世界,便不得不面對諸如「亞洲」、「中國」和「世界」這樣一些觀念的衝擊。為什麼是「亞洲」?究竟什麼是「中國」?中國如何面對「世界」?

 

看似平常的常識背後,潛伏著一個又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。

 

2002年,我寫了〈想像的和實際的:誰認同亞洲?――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「亞洲主義」言說〉(已收入本書,這是本書中完成最早的一章),在這一年台灣大學歷史系舉辦的「東亞文化圈的形成」學術討論會上宣讀。當時主持這一場發言的是林毓生先生,和我同場的是日本的子安宣邦教授。細心的讀者一定會從標題上察覺到,這篇帶有論辯性質的文章是有感而發。所謂「有感」無非兩方面。一方面,就像上面說的,寫完《中國思想史》第二卷之後,對進入世界的現代中國思想產生了太多的想法,原來想寫的第三卷即《1895-1989年中國知識、思想與信仰的變遷》,因為資料浩瀚,更因為問題太多而中輒,不得不一個問題一個問題重新檢討。另一方面,是因為日本、韓國以及台灣的學界,對於「中國」、「亞洲」的論述升溫,並且波及中國大陸學界,這些沒有經過檢討就使用的地理概念,究竟在什麼脈絡和什麼意義中,可以當作「歷史世界」被認同和被論述?這個問題需要有人進行回應。當然,這裡說的不是從政治意識形態角度的回應,而是從歷史脈絡和文化立場上進行的回應。

 

這些問題如果只是發生在異域學界,我自然可以在神州做袖手人,不過,一百年來「西潮又東風」(這是我另一本書的書名)始終在波動(或撥動?)中國學界,有的話題在國內也常常脫了西裝換馬褂,或把蟹行換了漢字,不只是進入而且還發酵,重新甚至隨意地解釋著歷史,這究竟是「格義」還是「硬譯」?我很難判斷。因此,那幾年我便不得不進入這些問題,同時也因此開始從朝鮮、日本文獻進入所謂「東亞史」領域。特別需要一提的是,2006年底,我從北京的清華大學到上海的復旦大學任教,受命組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,我把我對於這些問題的關心和思索,變成了新建的文史研究院的課題和方向,開始推動「從周邊看中國」、「交錯的文化史」、「批評的中國學」等等課題的研究,這本書所收錄的各章,多數都是這幾年有關這些問題的一些思考。

 

書名「宅茲中國」用的是1963年在陝西寶雞發現的西周銅器何尊銘文中的一句話。何尊銘文說的是周武王滅商後營建東都之事,「宅茲中國」的「中國」可能指的是常被稱為「天之中」的洛陽。我只是借它來作為象徵,不僅因為「中國」一詞最早在這裡出現,而且也因為「宅」字既有「定居」的意味,也讓人聯想起今天流行語中的「宅」,意思似乎是「墨守」,這新舊兩重意思,讓我們反省,一個身在「中國」的學人,應當如何既恪守中國立場,又超越中國局限,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重建有關「中國」的歷史論述。

 

最後,可以順便說到的是寫這篇序文的時候,我正好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客座,因為六十年前胡適也曾在這裡短暫「掛單」(任東亞圖書館館長)的緣故,便常常翻看胡適的書,今天,很偶然地看到他1929年寫的〈擬中國科學社的社歌〉,最後兩句是「不怕他真理無窮,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」,不免特別感慨,便用它作為這篇序言的結束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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